资中筠:谈现代公益的新发展

12月17日,乐平基金会在北京花家地单向空间,以“新公益行动‘双引擎’”为主题,举办了乐平思想汇首次活动。乐平基金会常务理事资中筠先生与各界伙伴分享了她对现代公益新发展的观察。下文根据资先生现场演讲内容选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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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谈现代公益的新发展

Date:  2014-12-26 22:29:44

2014年12月17日,乐平基金会在北京花家地单向空间,以“新公益行动‘双引擎’”为主题,举办了乐平思想汇首次活动。乐平基金会常务理事资中筠先生与各界伙伴分享了她对现代公益新发展的观察。下文根据资先生现场演讲内容选编而成。

现代公益基金会是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这类基金会。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财富开始集聚到大财团,现代公益基金会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为什么说这种基金会“现代”?因为它们有别于传统的,教会或个人捐赠的慈善理念,它们做事情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去解决。现在,这一类基金会在美国大约有86192家,资产有7154亿。

Venture Philanthropy这个新事物

刚好到20~21世纪之交,发达国家进入一个新阶段,或称之为“信息时代”,或称之为“数字经济时代”,可以统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公益事业革新也应运而生,社会环境不一样了,社会需求不一样了,供给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了,这时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公益模式,起初有各种名称,逐步归于一个新名词,叫做Venture Philanthropy,姑且翻译为“社会创投”。如果把20世纪的公益基金会称为“现代”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模式可以称为“后现代”,而它们却反过来把20世纪的现代基金会称作“传统模式”。

说说Venture Philanthropy的几个特点:

首先,它主动调查社会的需求。不是先捐一大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等着人家来申请,然后给予资助。而是有志于改变社会现状的人主动去调查社会需求,确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再去做。由于数字化的缘故,很多资料都有现成的数据库。社会需要什么,多少人需要,掌握数据比较容易,这能够给予社会创投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

其次,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要有规模,影响力更大。无论涉及任何领域,需要帮助的社会需求都很大,即使是资产百亿的基金会,能独力解决的规模也有限。一家一户无论有多少资金都做不出规模。Venture Philanthropy的意义是变零碎(piecemeal)为规模化(scale),努力做大。

为了规模化,就需要联合行动,就像乐平引进的SVP(Social Venture Partners)项目,它的参与者叫“partners(伙伴)”。参与者首先要寻找合作伙伴,不是出资自己做,而是作为一项投资,给有意愿、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去执行。参与者不仅出钱,还要出时间、出智慧,全程帮助和指导执行者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培养其执行能力。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

Venture Philanthropy产生的时代背景,我的体会有这么几个:

一是财富积累加速,新富年轻化。与传统的制造业不同,新的产业可以在短期内积累巨额财富,被称为“新钱”,与此同时出现了新一代的成功企业家,也就是“新新富”。过去的人发财是在四五十岁,现在的亿万富翁都二三十岁,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拥有科学化的头脑,还因为年纪轻,就更加有雄心。积累了这么多财富,想要对社会有所贡献,把公益事业和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不满足于因循守旧,更加雄心勃勃。他们总是把innovation(创新)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总要干点新的事,干点前人没干过的事。

二是数字化的出现,提供了掌握数据的手段,这是“影响力”评估的依据。20世纪初的塞奇(Russel Sage)基金会最早的贡献就是提供社会学意义上的统计数字,但是其手段和范围都有限,和当前数字化时代的数据观念不可比。

三是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像卡耐基、洛克菲勒之类的慈善家兴起时,是工业化造成财富高度集中的初期,当时尚无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甚至个人所得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慈善事业填补了真空,起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主要是反映公众的态度)由不信任和监管到开始以税收优惠政策予以鼓励。以后的几十年中,主要由税务部门监督,政府与基金会的关系就是以税收为杠杆或加以鼓励或加以控制。所有的法规主要是防止其以非营利为名,行营利之实,从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除了少数政府购买服务外,基本上基金会与政府关系不大。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都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美国也不例外。要解决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医疗保健以及经济结构改变引起的失业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的力量,美国在1960年代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项目达到顶峰。后来虽然有所收缩,但是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开支中的福利开支已经达到60%(军费是20%)。所以,对每一个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来说,不管他做多大,比起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来,还是九牛一毛。所以必须跟政府合作,他们更加有意识地把政府列入“伙伴”之一方,促成私人、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合作,说服政府或者出钱或者出台各种有利于NPO做事的法律。

为影响政府政策和立法,需要设法绕过税法501c3的禁条——即享受该条例税收优惠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包括游说以影响立法,或参与选举活动。据说避开禁条的方法有许多,不是“游说”而是“教育”政府官员或准备从政的人士,向他们发传单和文章等等。比如,奥巴马白宫成立“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等等,都是一家社会创投组织New Profit进行很多活动影响的结果。对这笔钱在国会通过,两党意见空前一致。这笔钱在白宫名下,但是不由总统支配,而是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管理,全国比较大的公益项目都可以去申请,2014年的资助额大约在五千到六千万美元。总而言之,就是非营利组织通过各种途径让政府参与社会福利。这些公益人士认为,政府既然拿税收去做福利,那就应该按照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来做,而不一定非要按照政府的福利政策。这种联合,就会产生Collective Impact(集合效应)。

第四个特点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国际化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帮助的对象是全世界的,这一点传统的基金会也有。另一层意思是国际联合行动,搞国际性的机构,从组织层面上国际化,这是新的特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参加在德州举办的SVP年会,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有,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SVP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项目,在全球8个国家39座城市都有分支。

社会企业 影响力至上

Venture Philanthropy的合作伙伴可包括企业、专业人才和政府,而以企业为主,类似一项投资。既是企业,就是营利的,只是必须从事与本宗旨相同的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并将利润用于应帮助的对象。这就出现了现代公益的另一个新概念,“社会企业”。据我理解,社会企业的“盈利”和“非营利”是可以并存的,且不纯粹是捐赠,也有投资者。它的模式和运作方式跟企业非常像,但它的最终目标是有利于社会,而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

社会企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个就是更加重视社会效益,影响力至上。所以投资社会企业的投资行为属于 Impact Investing(影响力投资)。我今年走访美国公益机构时,所有我们到访的组织都特别强调 Impact(影响力)。那些发起社会企业的有志之士首先想到的就是make a difference——我要改造社会,我要看到效益。社会企业办得好不好,要让社会效益来说话。

另一点,我比较欣赏,觉得应该引起注意的,就是美国的现代公益特别强调 responsible investment(负责任的投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哪个地方最能赚钱,当然就投到哪个地方去。但是,现在提倡不能光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对社会有意义才去投资。

现在民间资本很多了,我听说美国今年的民间游资有3万亿。就是说有3万亿的钱大家赚了以后可以随意支配。做公益的人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负责任的投资”。不像过去,你挣了钱就捐出来,先成立一个基金会再做事。这样效率不高,而且也不见得所有人都愿意捐钱。既然还是要投资、要赚钱,那不如投在对社会有益的方面,比如说清洁能源、环保建筑材料和教育。相对的,不负责任的投资是什么?是烟草、军火和污染严重的工业等等。

如果要区分社会企业和企业的话,我认为社会企业的一个标志就是对社会有利。现在倡导做负责任的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

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说是我的困惑

第一,关于影响力或效益评估问题,我有一些疑问。有一些长远的效益是不能完全通过数字来表达的。比如资助贫困生,数字可以说明资助了几个县或几所学校的多少名学生,但最终这些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要很多年后才能评估出来。还有一些长远的项目,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我在研究20世纪的基金会时,觉得它们的一个优势恰恰就是看得长远,不大急功近利。这点政府是很难办到的,政府花一笔预算,就需要马上有一个效果。恰好我觉得,基金会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马上就知道效果。许多科研项目要允许失败,怎么办?

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英国医学专家的青霉素研究项目,当时并不知道几年能够出效果,但他们下决心要支持这件事,年年给钱。洛克菲勒还资助了很多其他医学项目,包括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光建院就用了6年,按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然后招生,8年培养一届学生。当时也有争论,认为中国很穷,如果建立一个简易一点的医院,或培养中级医生,可以在短期内给更多的人治病。但是,几十年以后,见到效果,我们必须承认当初的方针对中国的西医起到了无可估量的长远的影响。那么,对于现在新兴“社会创投”的公益人士来说,他们会如何选择和评估这种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力?

另一个问题是盈利与非营利的关系。符合美国税法501c3的组织应该是以非营利为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社会企业却是允许有盈利的,因为其功能是造血,以摆脱永远依赖捐赠的模式。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获取的利润全部再投入非营利的公益项目,另一种是允许投资人分红。对于后者,投资者与受益人的关系更加间接,其中经过非营利组织或其他某种机构的操作。这方面如何规范,如何避免向营利方向倾斜,脱离其社会目标的初衷,值得探讨。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我们通过对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耐心投资,

为机会缺失人群创造平等发展机会,

产生规模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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